世尊在佛典中告訴我們現在的世間是「五濁惡世」〈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命濁〉。在與人口增長不成比例的生產,造成資源分配不平均,正是古代戰爭掠奪的根源,而使得眾生憂愁不安,這就是劫濁;由於社會動盪不安,眾生的思想就愈見紛擾、混亂,這就是見濁;在這種環境之下,貪欲、愚癡、憍慢就日益增多,這就是煩惱濁;眾生的你爭我奪,造成內亂,這就是眾生濁;在混亂之世就會發生死傷、疾病、饑餓等三災,人壽因而縮短,這就是命濁。   世尊對世間的觀察,可說是反應當時社會現實的情況,那麼世尊觀察到這種「五濁 惡世」提出了怎麼樣的解決之道呢?

  首先,上位者要仁民愛物,以正法、誠信來治理國家,如在《寶行王正論》說:「唯法是正治,因法天下愛,若主感民愛,現來不被誑;若非法治化,主遭臣厭惡。由世間憎惡,現來不歡喜。王法欺誑他,是大難惡道,惡智邪命論,云何說為正?」要君主忠於人民做到:「王子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、城邑聚落所有人民,皆愛重王」〈《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》〉。正法誠信治國的重要,《寶行王正論》說:「王若一實語,如生民堅信」,對人民有誠信,國家就能「如高幢幡,名聞六天」〈《正法念處經》〉。

  正如《正法念處經》所說:「先愛心生,然後發語。此因緣故,口說愛語,如是王者,能取他城他國土等。 若實語雜有愛語,設有怨家亦為親友」。又說:「愛語王者,一切皆愛,一切皆近,若與財物,不能如是攝取眾生」。

  君主統治國家,除了以誠、以信、以愛作 為消除「五濁惡世」的第一步外,還要行五事,故在《法句譬喻經》說:「夫為國王當行五事,何謂為五事:一者領理萬民,無有枉濫;二者養育將士,隨時稟與;三者修念本業,福慧無絕;四者當信忠臣,正直之諫,無受讒言,以傷正直;五者節欲貪樂,心不放逸。行此五事,名聞四海,福祿自來;捨此五事,眾綱不舉。民困則思亂,士勞則勢不舉。無福鬼神不助,自用失大理,忠臣不敢諫,心逸國不理,臣釀禍,民則怨。若如是者,身失令名,後則無福」。

  其二,要有好的經濟政策,消除一切干擾因素,讓人民豐衣足食。在《寶行王正論》說:「災疫饑餓時,水旱及賊難,國敗需濟度,願汝 拯恤,田夫絕農業,願給糧種具」。又說:「境內外劫盜,方便斷令息。隨時遣商侶,平物價均調。八座等判事,自如理觀察」。經濟狀況平穩,人民不受饑餓所苦,還要減其徭稅,減輕人民的負擔,故在《佛為勝光天子說王法經》說:「情懷恩恕,薄為賦斂,省其徭役,設官分職,不務繁多」。

  其三,要有良好的社會政策。世尊在社會政策在社會福利上,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就是福田思想。福田主要分為敬田、恩田與悲田三種。如對貧困者、病人、鰥寡孤獨廢疾者,提供保障設施,這就是悲田。如果社會福利不好,貧困廢疾不能皆有所養,那麼就會產生社會不安,正如《大智度論》所云:「貧窮薄福者不能自活,則行劫盜,或為物主所害,或為財殺他,或被詰問,妄言不作。如是次第作十不善,皆由貧窮故作。若人五欲具足,則所欲隨意,則不行十不善」。所以君主除對一般民眾要提供好的社會福利政策外,對貧困廢疾者更要救濟,就如《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》:「於貧窮者施與衣食,於惡行者教以善法,是名慈心」。《華嚴經》也說:「若有眾生,貧窮困乏,來至我所,而有求索,我開庫藏,恣其所取,而語之言:莫造諸惡,莫害眾生,莫起諸見,莫生執著。汝等貧乏,若有所需,當來我所,及四衢道,一切諸物,種種具足,隨意而取,勿生疑難」。

  當然,救度貧窮廢疾者,是世尊的福田觀,不過為富者要警惕的是,今生要多行布施,以免來世貧困,如《大智度論》所說:「菩薩思惟,眾生不布施,故後世貧窮,以貧窮故劫盜心生,以劫盜故而有殺害,以貧窮故不足於色,色不足故而行邪婬。又以貧窮故為人下賤,下賤畏怖而生妄語,如是等貧窮因緣故,行十不善道。若行布施,〈眾〉生有財物,有財物故,不為非法,何以故?五塵充足,無所乏短故」。

  總之,世尊所說的五濁惡世理念,並沒有隨著時空的轉移而改變,在21世紀的今天,全球各地還是充滿了刀兵、貧富不均等等現象,要解除這些劫難,就要實行世尊所教示的統治者仁民愛物、正確的經濟政策與良好的社會福利政策。而這三要素是環環相扣的,統治者愛民如己,則上下一心,共同為好的經濟政策而努力,有了好的經濟環境,才能讓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」,如此一來,社會才能安和樂利。

  今日台灣在上位者領導政策不夠周延,導致社會不安。由於缺乏好的經濟政策,導致經濟不振,經濟條件不佳,卻又無限制地大開社會福利支票,這都是有違正常的治國之道,所以台灣這二、三年來社會事件頻傳,可謂其來有自。故望有國者,於釋尊除惡興善之道三致意焉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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