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尊在佛典中告訴我們現在的世間是「五濁惡世」〈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命濁〉。在與人口增長不成比例的生產，造成資源分配不平均，正是古代戰爭掠奪的根源，而使得眾生憂愁不安，這就是劫濁；由於社會動盪不安，眾生的思想就愈見紛擾、混亂，這就是見濁；在這種環境之下，貪欲、愚癡、憍慢就日益增多，這就是煩惱濁；眾生的你爭我奪，造成內亂，這就是眾生濁；在混亂之世就會發生死傷、疾病、饑餓等三災，人壽因而縮短，這就是命濁。 世尊對世間的觀察，可說是反應當時社會現實的情況，那麼世尊觀察到這種「五濁 惡世」提出了怎麼樣的解決之道呢？
首先，上位者要仁民愛物，以正法、誠信來治理國家，如在《寶行王正論》說：「唯法是正治，因法天下愛，若主感民愛，現來不被誑；若非法治化，主遭臣厭惡。由世間憎惡，現來不歡喜。王法欺誑他，是大難惡道，惡智邪命論，云何說為正？」要君主忠於人民做到：「王子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、城邑聚落所有人民，皆愛重王」〈《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》〉。正法誠信治國的重要，《寶行王正論》說：「王若一實語，如生民堅信」，對人民有誠信，國家就能「如高幢幡，名聞六天」〈《正法念處經》〉。
正如《正法念處經》所說：「先愛心生，然後發語。此因緣故，口說愛語，如是王者，能取他城他國土等。 若實語雜有愛語，設有怨家亦為親友」。又說：「愛語王者，一切皆愛，一切皆近，若與財物，不能如是攝取眾生」。
君主統治國家，除了以誠、以信、以愛作 為消除「五濁惡世」的第一步外，還要行五事，故在《法句譬喻經》說：「夫為國王當行五事，何謂為五事：一者領理萬民，無有枉濫；二者養育將士，隨時稟與；三者修念本業，福慧無絕；四者當信忠臣，正直之諫，無受讒言，以傷正直；五者節欲貪樂，心不放逸。行此五事，名聞四海，福祿自來；捨此五事，眾綱不舉。民困則思亂，士勞則勢不舉。無福鬼神不助，自用失大理，忠臣不敢諫，心逸國不理，臣釀禍，民則怨。若如是者，身失令名，後則無福」。
其二，要有好的經濟政策，消除一切干擾因素，讓人民豐衣足食。在《寶行王正論》說：「災疫饑餓時，水旱及賊難，國敗需濟度，願汝 拯恤，田夫絕農業，願給糧種具」。又說：「境內外劫盜，方便斷令息。隨時遣商侶，平物價均調。八座等判事，自如理觀察」。經濟狀況平穩，人民不受饑餓所苦，還要減其徭稅，減輕人民的負擔，故在《佛為勝光天子說王法經》說：「情懷恩恕，薄為賦斂，省其徭役，設官分職，不務繁多」。
其三，要有良好的社會政策。世尊在社會政策在社會福利上，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就是福田思想。福田主要分為敬田、恩田與悲田三種。如對貧困者、病人、鰥寡孤獨廢疾者，提供保障設施，這就是悲田。如果社會福利不好，貧困廢疾不能皆有所養，那麼就會產生社會不安，正如《大智度論》所云：「貧窮薄福者不能自活，則行劫盜，或為物主所害，或為財殺他，或被詰問，妄言不作。如是次第作十不善，皆由貧窮故作。若人五欲具足，則所欲隨意，則不行十不善」。所以君主除對一般民眾要提供好的社會福利政策外，對貧困廢疾者更要救濟，就如《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》：「於貧窮者施與衣食，於惡行者教以善法，是名慈心」。《華嚴經》也說：「若有眾生，貧窮困乏，來至我所，而有求索，我開庫藏，恣其所取，而語之言：莫造諸惡，莫害眾生，莫起諸見，莫生執著。汝等貧乏，若有所需，當來我所，及四衢道，一切諸物，種種具足，隨意而取，勿生疑難」。
當然，救度貧窮廢疾者，是世尊的福田觀，不過為富者要警惕的是，今生要多行布施，以免來世貧困，如《大智度論》所說：「菩薩思惟，眾生不布施，故後世貧窮，以貧窮故劫盜心生，以劫盜故而有殺害，以貧窮故不足於色，色不足故而行邪婬。又以貧窮故為人下賤，下賤畏怖而生妄語，如是等貧窮因緣故，行十不善道。若行布施，〈眾〉生有財物，有財物故，不為非法，何以故？五塵充足，無所乏短故」。
總之，世尊所說的五濁惡世理念，並沒有隨著時空的轉移而改變，在21世紀的今天，全球各地還是充滿了刀兵、貧富不均等等現象，要解除這些劫難，就要實行世尊所教示的統治者仁民愛物、正確的經濟政策與良好的社會福利政策。而這三要素是環環相扣的，統治者愛民如己，則上下一心，共同為好的經濟政策而努力，有了好的經濟環境，才能讓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」，如此一來，社會才能安和樂利。
今日台灣在上位者領導政策不夠周延，導致社會不安。由於缺乏好的經濟政策，導致經濟不振，經濟條件不佳，卻又無限制地大開社會福利支票，這都是有違正常的治國之道，所以台灣這二、三年來社會事件頻傳，可謂其來有自。故望有國者，於釋尊除惡興善之道三致意焉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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